■本报记者 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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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做事总是喜欢“条件成熟了再进行”，但真的都是这样吗？

“起码面对筹资一事不能这样。不是等准备好了再筹资，而是因为没有条件才创造条件搞建设。”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举例，我国高校“缩衣节食”搞书院，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唯有清华大学成立苏世民书院时，“反其道而行之”，把募捐和书院建设结合起来。

在我国高校建设中，类似“条件成熟了再进行”的思维误区还有很多，有时还成为了委婉拒绝的一个托辞。“缺人、缺钱、缺平台是民办高校建设的三大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民办高校在搞建设时向社会主动筹资。”洪成文指出。

日前，全国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第九届全国大学筹资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专家在会上热议高校筹资话题。该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发起，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承办。

“缺人”“缺平台”更要筹资

“政府看不上、社会看不起、名声好不了”，我国一些民办高校陷入如此尴尬境地。对它们而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2035年，我国要建设十来所顶尖的‘金塔’型民办高校、20多所次顶尖的‘银塔’型民办高校，如此带动、引领、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洪成文提出了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金塔银塔计划”。

有一点他很笃定——民办高校发展跟在别人后面跑只会落后，要做就得做积极主动的参与者，集中优势啃“硬骨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云同意这一观点。他建议，民办高校要适度扩大规模。民办高校的规模普遍比公办高校小，没有一定规模，高质量发展难以实现。民办教育需要更高层次的学位教育，不仅可以办专科、本科教育，还可以办硕士、博士教育，以此打破“低层次”教育的刻板印象。民办高校要重点扶持特色化学科、加强应用型建设，不能沿袭公办高校的综合化、研究型发展之路。

在洪成文看来，做好筹资才能较为顺利地解决民办高校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缺人”“缺平台”的问题。

他举例说，民办高校引进一名博士，最初只有30万元安家费，如果通过筹资再找到50万元，其招聘在市场上就变得更有竞争力。民办高校的招聘对象不能只锁定在国内，还可以放眼退休的诺贝尔奖评委，以及向东南亚、东欧等国家延揽人才。

事实上，“眼下民办高校将迎来一个机遇——大量‘60后’公办高校教师退休，这为补充民办高校师资提供了条件。”姚云补充道。

建设一个全国性质的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民办高校不可能等政府拨款。洪成文表示，只要教育主管部门给民办高校建设的名头，民办高校就可以通过筹资做更大的“蛋糕”，以自筹经费的方式招聘师资、建设平台。一旦实力与名头相匹配，它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流”。

民办高校应做筹资的先行者

如果只在办公室里搞招聘，民办大学可能永远比不过一流大学。

真正有水平且对金钱淡泊的教授，可能正“隐居”在海外的某所大学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曾在日本声名不显的德岛大学“挖”来教授中村修二。为了打动中村修二，他“三顾茅庐”、高薪聘请。后来，中村修二因发明“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将20万美元的年薪全部捐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现在的问题是，民办高校是否迈出了这一步？”洪成文反问道。眼下，只有少数民办高校成立了基金会。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院长周玉树曾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借助了国家发展民办高校的很多优惠政策，“如今时代在变化，如何利用筹资整合教育资源”是他急切想知道的事。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佟婧列举，我国高校筹资还有很多顾虑，如“先富者”不想捐、不敢捐或捐国外，大学校长不想筹、不敢筹和筹不好等问题。

相比公办高校，民办高校无论在办学，还是在招聘、筹资上都有更多灵活性，比如决策更快捷、调整方向更快、与金融市场对接更主动，民办高校可能办成的事情，公办高校可能办不成，因此“建议民办高校挖掘自己的体制机制优势”。洪成文说，国际上有一个“六度空间理论”，即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最多通过6个中间人。要利用好这个理论，尽可能多地扩大人脉、建构人脉，把学校发展和社会筹资做到极致。

针对筹资双方的担心，佟婧表示：“大学筹资最主要的是明晰产权，这会让筹资更有主动性。明晰产权不是界定清楚所有权归谁，而是搞清楚为谁辛苦为谁忙，风险谁来买单、利益谁来得。”

在这一点上，佟婧认为，民办高校可通过先行探索形成经验，再将做法逐步推广到公办高校，使企业捐赠不再是扶弱的慈善，而是促进人类进步与区域协调的行为。

校庆捐赠、院庆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主管吕真注意到，高校捐赠有时密集得如“瓢泼大雨”，有时又如“久旱逢甘霖”。“‘短期很集中，长期不稳定’等问题普遍存在于我国高校中，打通高校慈善信托基金之路是保持捐赠持续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学生时代就要培养捐款习惯

如今，办大学已不是4年后把学生送出校门就结束了那么简单。在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陈光巨看来，母校与校友是“命运与事业公共体”的关系。“校友工作是人才培养的延续。在‘扶上马，送一程，服务终身’的思想指导下，母校要助力校友的成长进步。”

“高校要培育服务校友的文化，平等对待、尊重每位校友，不以校友的经济实力决定亲疏程度。”陈光巨说。

洪成文指出，国外高校看重捐赠的频率，如美国高校的捐赠率达12%左右，而我国高校的捐赠率不足3%。一些做法值得效仿，如中国人民大学最近成立了校友学院服务校友；兰州大学把每位校友的名字都刻到碑上；大连海事大学为每位捐款者留砖，无论捐多捐少，校友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查看自己的捐赠砖。

陈光巨告诉《中国科学报》，学生在校期间，高校就要培养他们的捐款习惯，捐多捐少无所谓，一旦习惯养成，步入社会后用爱心来帮助学校发展的意识就比他人更加强烈。

他曾规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师生坐电瓶车的票价为一元。“我和学生讲清楚，拿出一分钱来做基金，相当于他们每坐一次电瓶车，就给学校捐一分钱。”学生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建立了捐款意识，反过来，服务学生也是最好的募捐理由。

“就好比建书院是高校向社会募捐最好的手段之一，可惜几乎所有高校都忽略了。”洪成文指出。

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成华认为，包括民办高校在内，高校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将文化资产作为筹资的内核。“并不是表面上捐点钱这么简单，实际上筹资还是高校宣传办学成就、讲好故事、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